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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锦集

2019-12-27 12:15:11 写回复

《紫禁城的黄昏》是一本由[英]庄士敦著作,世纪文景 x 活字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一):视差之见:日不落帝国眼中的末代黄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终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被迫迁离紫禁城。历史的组织形式从来不单凭某个时间点的质变、某个冰冷决绝的断裂。在这间隔的13年间,落幕的清王朝远未终结,它纠缠着易代生民的鲜活日常向前铺展,并时时由变幻风云的缝隙间透出微光。故而,庄士敦眼中的紫禁城,便有了迟迟不肯坠落的“黄昏”。

1934年,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在伦敦出版;1950年代,囚于战犯看守所的“逊帝”溥仪“报告”出了《我的前半生》;1960年代,蛰居香港的高伯雨时而对照“前半生”,着手译注帝师眼中的“黄昏”。三人站在20世纪由近而远的不同位置,以各自的距离触摸历史原点。评注本的最大特质,便是罗生门般呈现出历史现场的众声喧哗,历史论述的龃龉在正文与评注间翻转不迭。谁才是历史事实的持有者?高伯雨在评注间的臧否,或许已经说明了他的自诩和抱负。

由于历史主体所处位置的结构性差异,历史叙述始终存在着无法沟通的不同视点,我们只能尝试着变换视角,在各个视点之间把握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讨论的“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对于庄士敦与自己的“视差”,高伯雨不辞频繁地引入了更多的“视点”,诸如包括当事人溥仪在内的回忆或口述,以及转引自历史现场的报章新闻。更关键的是,高伯雨毫不松懈地洞悉了庄士敦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位站在“日不落帝国”的高地上,俯瞰东方末代“黄昏”的外交使臣;而他那些不乏幻想的旁观和评断,只会使高伯雨反复“齿冷”。

1911年至1924年这13年间,庄士敦所代表的大英帝国,也开始遭遇它“日影西斜”的命运。产业革命在英国境内引发阶级矛盾,民主政治伴随着党派之争时有沉浮,而更致命的,则是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真正开始在世界范围中动摇其“日不落“的殖民版图和帝国威势。如何守住帝国既已揽获的土地和财富,是英国1920年代前后至关重要的任务。如此,庄士敦对于逊帝溥仪的“保护”和“辅佐”,以及大清终结后的复国期待,在高伯雨看来,都不过是其护持英帝国利益的东方资本。如果说半西装、半顶戴花翎的装扮,以及俯首称臣的君臣姿态,还只是西方人以“东方主义”为趣味,表演自我对清朝的赏玩,那么,隐微在“毓庆宫”帝师身份的背后,那个往来于英殖民地威海卫的外事官员,某种程度上才是庄士敦的本来面目。唯有如此,方能理解高伯雨译注背后的那些“齿冷”。譬如,当庄士敦指责冯玉祥驻京逼宫,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同时,严重威胁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安危,以及《辛丑条约》中所签订的外方“权利”时,高伯雨再也忍无可忍:

“权利二字加以引号,是译者加上去的。洋人动不动就说他们在人家的国土上有什么’权利’,甚至说如果他们在外国的权利受影响,就要’膺惩’人家,甚令人齿冷,此孙中山先生所以必欲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庄士敦之流之必欲永远保存不平等条约也!”

处于怎样的位置,便会有怎样的态度和立场。这部《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新译本,反而更清晰地彰显了高伯雨的态度和立场。或许会有这样的声音:相比于1934年更为犬牙交错、因果无常的现场,1964年评注的当下,高伯雨那些由线性历史脉络中抛出的“视点”,是不是难免后见之明抑或宏观叙述的粗暴?不好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重新面对西方人所谓“正义”的史传时,从晚清一路走来、亲历现代中国屈辱与动荡的高伯雨,明白如何借助事实的力道,为东方争取历史叙述的体贴和主动。历史叙述如果冷静到可以抹除道德或伦理的基本评判,所谓“真实”或许也自动失去了其传世的中枢。

庄士敦与高伯雨眼中的溥仪,都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然而,正文与评注之间,仍然分裂出了“两个溥仪”:一个是在现代的召唤下,对复归帝业主动出击,最终在东北取回他自己的“志业”;另一个则是出于不切实际的传统和野心,主动走上了伪满洲的“卖国”歧途。或许在庄士敦的想象里,末代皇帝所身处的黄昏会无限的延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高伯雨很清楚,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所断言的那样:

“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跄跄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二):紫禁城里的囚徒与客人

王苗/文

原载于《北京日报副刊》

1924年9月,逊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臣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延恩侯朱煜勋。

明代灭亡后,清代的统治者为了安抚人心,对明帝子孙封官晋爵,是为延恩侯。此时明朝灭亡已经近三百年了,昔日地位煊赫、血统高贵的皇家贵胄早已七零八落。最后一代延恩侯朱煜勋住在北京东直门北小街一条胡同里,贫困潦倒、落魄不堪,房子简陋破败。他没读过什么书,两个儿子也是顽皮愚鲁之辈。为了去紫禁城觐见溥仪,他的冠服都是找人借的,长袍里面都是破旧的衣服。

两人会面时,溥仪对他训勉有加,恩礼优渥,这让朱煜勋感激涕零。但仅仅两个月之后,溥仪就被赶出了紫禁城,逃往天津租界。朱煜勋借钱买了从北京到天津的车票,专程去朝见陷入危难的溥仪。他在溥仪面前长跪不起,估计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两位皇朝的末代子孙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相遇、重逢,殊途同归。

这段历史细节,被一位有心的外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就是曾经的“帝师”庄士敦。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入宫当溥仪的英文教师,直到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在这5年时光中,他陪伴溥仪成长,同样也是历史的见证人。1930年代,庄士敦回到英国,着手开始撰写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出版名为《紫禁城的黄昏》,一度成为畅销书。书中记载了他与少年帝王相处的种种细节、内务府的贪婪无妄、他目睹国家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的轮换、遗老遗少们醉生梦死的生活……令读者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寄予了一份理解之同情。

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退位后的溥仪被称为逊帝,仍旧被准许住在紫禁城里。但前廷象征皇帝治理天下、主持朝政和皇权威仪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武英殿、文华殿已经不属于他,而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古物陈列所。溥仪的天地仅限于紫禁城的“后院”,以及神武门再往北的景山。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实际已成为一个囚徒。他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从紫禁城到他生父醇亲王位于什刹海的府邸,不过几千米之遥;爬过的最高的山或许就是用土堆起来的景山,崇祯皇帝曾经在这里自缢而亡;如果想看看紫禁城的风景,他只能爬到房顶上去,远远看一看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得破败衰颓的黄瓦红墙。他的先祖康熙、乾隆浩浩荡荡下江南、巡游天下的壮举对他而言早已成为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五百年的紫禁城曾经被很多皇帝视为囚牢,最著名的一位莫过于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是个无比叛逆的少年皇帝,经常跑出紫禁城游山玩水,民间“游龙戏凤”的传说就是这么产生的。清朝第一个入主紫禁城的顺治皇帝也是个叛逆少年,在短短的24岁的生命历程里,他一直深感压抑,郁郁寡欢。溥仪的上一任光绪皇帝也是著名的囚徒,人生的后十年,一直被慈禧太后囚禁,最后抑郁而终。

如果说其他皇帝被巍峨的紫禁城困住是一种无法抗争的人生悲剧,那溥仪的囚徒生活则又有一丝荒诞和滑稽。他退位后,外面是一个叫中华民国的新政权,而在紫禁城的“后院”里,他仍被允许保持皇帝的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和皇家威仪,仍有三千名太监照顾他的生活,遗老遗少仍对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溥仪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紫禁城度过的。幼年,他或许很享受做皇帝九五至尊的感觉,但懂事后的他慢慢发觉,他这个皇帝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红墙里的一切,与外面的轰轰烈烈比起来,愈发像一潭腐朽的、泛不起丝毫涟漪的死水。他愈渴望外面的世界,就愈对红墙里的一切感到厌恶。少年叛逆的心性与对命运的抗争交织在一起,让溥仪做出很多保守派眼中的石破天惊之举——为了学自行车而下令锯掉宫殿的门槛,坚持剪掉辫子,在紫禁城里装电话,买汽车,请外国人当教师……

他在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下学习了一系列“洋人”的生活方式。少年溥仪看起来并不愿意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双重夹缝中轻易屈服,但结果又能如何呢?他的抗争在当时是那么无力——他关心外面的时政,可那一切早已将他隔离在外;就是在自己一方封闭的小天地里,也处处掣肘于太妃、太监和腐朽的内务府,什么都做不成。紫禁城内的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太监们肆意盗卖紫禁城的珍宝,为了避免被追查,竟一把火把存储宝物的建福宫烧个干干净净。

年轻的溥仪就这样在一个中西、古今激烈碰撞的时代被牢牢困在陈旧的紫禁城里,过着枯寂封闭的生活。各式人物闯进他的生活,就像阴森的铁幕透过来一缕不一样的光,而这些光纠缠在一起,成为一幅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卷,可以作为溥仪人生历程的一种别样注脚。

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位延恩侯朱煜勋,紫禁城里还有过多位值得言说的客人,由他们可以窥见溥仪非同寻常的生活和所处的纷乱时代。

1924年,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了辜鸿铭。辜鸿铭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问家,被称为清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和东方文学的第一人。他又是行为怪诞、傲慢自大的狂士,被称为“辜疯子”。辜鸿铭还是著名的遗老和保皇派,把溥仪的接见视为莫大的荣耀,“天威咫尺”,平时目空一切的他竟然手足无措、毕恭毕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逢人就提起这次觐见,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

1924年,北京文化界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凌叔华等对泰戈尔进行了接待。而对泰戈尔尽过地主之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主人”,那就是溥仪。溥仪在紫禁城的养性斋与泰戈尔见面,两人谈论了诗歌等话题,还一起合影留念。陪伴溥仪身边的,是清末著名诗人郑孝胥,也是一位忠于皇帝的遗老。

而最轰动的一次莫过于1922年溥仪与新文化领袖胡适的会面。溥仪对外面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巨大的兴趣,一个电话把胡适召到紫禁城。胡适对溥仪鞠躬,称他为“皇上”,而溥仪则称胡适“先生”。两人谈论了新诗、新诗人等话题。溥仪给胡适打电话有少年恶作剧的成分,而胡适的这次“觐见”则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人物的剧烈抨击,批评他背叛民国、有失体统。

庄士敦无疑也是紫禁城里的重要客人,溥仪也很信任他。但在帝国的黄昏里,庄士敦不能改变溥仪的命运,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一步步滑向不可知的深渊。

上面提到的溥仪接见几位“客人”的那些生动的细节,都出自《紫禁城的黄昏》中。在黄昏的紫禁城里,不同的、针锋相对的力量相互撕扯、纠结,形成一个个漩涡,把溥仪卷入其中,无力动弹,无法呼吸。“至高无上”的皇帝与“无能为力”的囚徒,就这样戏剧性地合为一体,成为一人。而这也是《紫禁城的黄昏》最有价值的地方。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三):《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

高伯雨

本书译者高伯雨

一九八九年逛书店,忽见《紫禁城的黄昏》触我眼帘,书名是高阳写的,我以为是高阳的新作,心想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所译的那一部改装了罢(二十年前我的一部,由春秋出版社出版的,先在一九六四年《春秋》半月刊按期刊登,后采印单行本)。

细看书名下边两行小字“庄士敦原著秦仲龢译写”,书是台湾出版的,还保留译者名字。

近三十年台湾翻印书大行其道,区区作品,得蒙垂青,再印一次,于我有利,损失的只是春秋耳。翻看书后版权页,原来是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香港总代理是吴兴记书报社,定价新台币一百五十元。标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既然有此声明,就不是翻印的东西了。印刷装帧都比香港版好得多,使我很高兴,不嫌四十五元高价,以七折得之。从前买是六元,现在七折后三十多元,在我已是“豪举”了。

为甚么用秦仲龢这个笔名,是有一段古的。陈彬龢不知高伯雨就是一九三一年他的老友,托章叔醇介绍相识。

见面时,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因为一九三一年时,我还是个翩翩风度的青年,一九六四已是花甲老翁,面容变化很大,就不能怪他了。我们重行订交后,彬龢力邀我为《春秋》写稿,并建议要我译庄士敦这部书。我说,我有的一部抗战时已失去,彬龢说他有办法托人在英国购买,姑且妄听之,我看他是否有此本领。

抗战前,我在北平就订购《紫禁城的黄昏》。一九三四年春,我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该书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我留下一部。

自一九三一年我就帮衬这家书店,虽然人在北平,要买书还是托他办理的。但是,迟至将近年终,我从南京往上海过周末时才收到这部书,原因是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我已在外交部工作,离开北平时,我先通知别发暂时不要寄出,待我到上海时才亲往取书。

这书和我有“订婚而久未娶”的关系,不料取后两年,就把它抛在上海,和它不相见将近三十年,现在落在何方我都不知道,而陈彬龢夸下海口,说他有办法买到,还说可买两部,一部送我,一部自存。我心里暗自思量,这书绝版多年,他有什么办法一买就两部!

果然一部都没弄到,我不好意思问他买到了没。只对他说待我设法罢。我的女儿在香港大学修读西洋文学,叫她在图书馆查查有没有这书,如有立即借来。

一借便到,也不须详读和作好准备,动手就译。因为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第一批稿交彬龢转致《春秋》时,他问我为什么用秦仲龢作笔名,我笑而不答,只说这是新的一个,换个新名儿,也可一新耳目,人家不会以为是我。

我译完《紫禁城的黄昏》不久,就创办《大华》半月刊,又用秦仲龢笔名译写马戛尔尼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开始刊登。一九七一年,《大华》停刊,我就把这部译本整理出版,于一九七二年六月面世。一九七五年九月再版。我在“再版后记”中写道: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部书是我译的,曾有人问是否译得不好,不敢用真名。……其实我用秦仲龢这名字译书,在译这书以前两年。一九六四年故友陈彬龢先生硬拉我为某半刊写稿,还指定要译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大有除我之外,香港没有他人可以办得到之慨。……到交第一批稿时,不想用真名,则以从来未为该刊写过只字,以用笔名为妙,又想到这是陈先生要我做的,就不如用“秦仲龢”这个名字罢,北方音“陈秦”相近,仲龢、彬龢又像兄弟,使人们误以为译者乃陈彬龢亦无不可。……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一日,高伯雨记事。

这篇“后记”刊出时,陈彬龢先生在日本东京谢世已五年了,他始终不知我取此名的用意,当时他问我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我不好说从未为《春秋》写过稿,因为那时候我为左右派报刊写的稿颇多,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即如高伯雨也是笔名,后来才“弄假成真”的(用“听雨楼随笔”和“伯雨”一名,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时报》创刊之时)。

我买得台湾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后,打电话问《春秋》的负责人,问她知不知有“台湾版”。她说是交给该出版机构印行的。

《紫禁城的黄昏》在香港首次刊行是六十年代末期,相隔二十年,春秋出版社又交给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重新排印,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出版,这是台湾版的“行货”,但台湾也有“水货”,那是沈云龙主编的一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把它和秦仲龢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并分别收入该丛刊中。这两种都是影印的,印刷很差,这是十五年前出现的事。

昨日(二月廿三日)我到书店看书,经手卖《紫禁城的黄昏》给我的那位职员说:“台湾另外还有一版呢。”我听后觉得很奇怪,跃升版之外还有另外一版吗?忙问是哪问书局的。他说是李敖办的那一家。问我要不要。我问:“书在哪边?”他说:”定价太贵,我们没有入货,你要可以为你要一部。”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七十五元。细想一下,七十五元如打七折,还是太贵,不买(据书店说定价七十五元的那一部,已把书名改为《末代皇帝研究》,但仍标“庄士敦原著,秦仲龢译写”云云。内容不知如何,将来还是大破悭囊,甘冒“败家仔”之讥,买一部来开开眼界)。

我在一九六四年译《紫禁城的黄昏》时,第一个入我眼帘的英文中国名Ni Wen-te,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的。我不知此人是甚么人,没有书可查,只好译作倪文德,附以注语云:

原文是Ni Wen-te,不知甚么人,只好勉强译音,待查考清楚再行更正。

几年后,我查出,倪文德确有其人,是美国留学生,福建闽侯县人,他迎候庄士敦时,是总统徐世昌的洋文秘书。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年)七月,敷文社编印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一百十四页,倪文德条,记倪氏云:“倪文德,年三十六岁,福建闽侯人,美国爱阿润省、尉司廉大学校毕业,创立山西大学堂,并充该省大学堂博物、卫生两科总教习。保升直隶州知州,奉天卫生局会办,邮传部铁路局总翻译,青岛电政局总办。政事堂机要局参事,佥事上任事,海军部咨议。”

是洋学生出身,回国时是光绪末年,在宦海中游泳大概已有十一二年的历史了。民国十年以前,倪文德的宦历大抵如此。一九三七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印的《中华民国“满州帝国”人名录》,收录倪姓的人不过六七人,其中知名度较高的只有以《玄武湖之秋》小说出名的倪贻德,而无文德,恐怕北洋政府坍台后,已经不在政坛上奔走了。

六七年前,我在《信报》似乎略谈过倪文德在《紫禁城的黄昏》中,曾昙花一现,并说假设将来此书有机会再版,就要在倪文德名下的译注,把音译两字删去。这次跃升重印,虽是排版的,但一仍旧样,这是我不知春秋出版社有出版台湾版的事,如果知道,我一定提醒他们最好改一改,不要让读者说出版了二十年,现在重印,“待查考清楚再行更正”仍须“待”下去,这个译写人秦仲龢未免写作太没进步了。

过了一段时日,终于忍不住问那家书店的职员,台湾另一版的《紫禁城的黄昏》,如定价在港币七八十元之间就和我要一部。后来书拿到了,打八折后,不过七十多元,还不算很贵。原来是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精美悦目,远胜跃升的。封面书名仍旧,译著者仍旧,一无改动,下角之处还斜印了四个大字“李敖推荐”。李先生一定很欣赏这部书了。

李先生骂人著名,不知他有大骂译得一塌糊涂否,连忙打开读读他写的《介绍〈紫禁城的黄昏〉》一文,看他怎样批评。他高度称赞这部书和著者庄士敦的为人。最后一段说:

《紫禁城的黄昏》中译本,是秦仲龢先生译的,就全书“戏肉”,夹叙夹议,精彩非凡,虽然议论之中,不无党见;然查证引据,颇具功夫,令人佩服。……一九八八年庄士敦死后五十年,写于台湾。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四):“遗民”视角、多重叙述:庄士敦和高伯雨笔下的近代中国

(本文刊于2019年11月8日《北京晚报》)

关于溥仪的人生故事,中国读者早已不陌生。透过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我们能为溥仪及其时代构建起基本的叙事轮廓,但高伯雨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仍然显得独具一格,它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细节和洞见。这本书的文字,至少交织着三重声音:庄士敦的叙述,溥仪的自传,以及高伯雨的评注。

这部书主人公虽然身为“皇帝”,参与和见证清末民初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看似处于狂烈风暴的中心,却是近代历史记忆的幽暗之处。譬如,假如根据后设的历史结论,我们大概无法接受庄士敦的一种观点,即当时大多数民众仍然怀念清朝,对民国非常失望和不满。然而,庄士敦这本书最早于1934年在英国出版,几乎记录的是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即使相比溥仪本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的自传,也保留了更多的现场感,虽然庄士敦身为外国人,有时毕竟难以看见诸多事件背后种种复杂的内幕。

庄士敦于1898年来到中国,在港英政府、威海卫租借地任职,1919年经过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成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淫甚久,对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颇有研究,与他几乎认作精神乡土的中国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纠葛。囿于职位和经历,他自然在中国民众是否“怀念”清朝的判断上有所夸大和盲视,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种层面的真实。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批判的“遗老遗少”之势力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从反面显示民众思想中旧有惯性之强大,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

在各种思想、主义、救国方案激烈交锋的20世纪二十年代,君主立宪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这一部分人的设想和行动,不应被成王败寇的逻辑抹去。民国成立不久之时,一部分知识人和官员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抱有疑虑,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少了解和学习君主立宪的知识,以免未来民国命运变化,还可以新的政府来应付。

庄士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邀入宫。他满怀理想和激情,试图教溥仪如何做一位“现代君主”。师生二人也确实有过美好的时光,至少通过庄士敦的熏染,溥仪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文明”,他坚持采取西方打扮,酷爱一切西方物什,学会了打网球、高尔夫。然而,庄士敦希望溥仪拥有独立人格、做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这一愿景最终显然是幻灭了。

当庄士敦记录下这段从慈禧、光绪到1924年逊帝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历史,他完全采取的是“遗民”眼光,笔调里既有挽歌的哀叹,也流露温情和憧憬——他仍然寄希望于未来某天,自己亲手塑造的那个少年能够重新拥有皇位,而庄士敦发自内心地相信,这是百姓的福祉。我们当然无法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是阅读这部书,会为我们带来同情之理解:对于庄士敦,以及陈宝琛、梁鼎芬、郑孝胥等这些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来说,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剧变时,立即接受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文化逻辑,显然是一种苛求;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心中向来相信、承认和效忠的“王朝”和“天下”,也确实因为清室和民国统治者双方的误解和敌意而日益崩解。在庄士敦回忆中,冯玉祥的逼宫以及后来发生的孙殿英盗掘东陵——特别是后者——给溥仪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他内心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的转折点。这也与溥仪自己的叙述基本相合。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盗掘事件的宽纵、冷漠,以及这个政府数年来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守信义,加剧了溥仪的复辟冲动,最终在遗老的裹挟之下,本来就缺乏独立意志的逊帝走入了难以挽回的歧途。

高伯雨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补充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的史实,如内务府的来源与嬗变等,更注意将《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记录不合之处相互比照,二人的处境、心态、文体风格之差异都一目了然。庄士敦对于溥仪的温情,似乎无法在溥仪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应,多少有些令人感伤,但毕竟《我的前半生》已经是几十年后,经历过巨大波澜、身心彻底改造之后的溥仪的叙述了。

除了引用溥仪的自述,高伯雨的一大长处是善于援引同时代的报刊,带领读者深入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的罅隙,抵达庄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溥仪大婚一节,高伯雨引用当天《大公报》对溥仪婚礼的报道,看似交代典礼经过的平面描写,实际上包含了徐世昌“恋恋于太保头衔”、为溥仪贡纳礼物的一段情节,而这稍后又成为国会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导火索之一。高伯雨向来欣赏周作人的文风,不难看出他驳杂的抄书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但即使是做“文抄公”,抄录何种材料,仍然相当考验抄录者的见地。高伯雨对各类材料的调用、评判,不可谓不高明。

《紫禁城的黄昏》也是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的重要蓝本,电影中溥仪的扮演者尊龙在访谈中表示,他对人物的理解是,溥仪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而庄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洞察了这段特殊的师生关系。庄士敦不再担任教师后,溥仪只能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谋求复辟的遗老们意见之下生活,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以罗振玉为首的“联日派”,以及赶走罗振玉、“后来居上”的郑孝胥,意见常常龃龉,令溥仪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彻底投靠日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确是“认贼作父”。

身在中西文明和新旧时代的夹缝之中,落寞和彷徨,对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惧,大概是众多离散、漂泊的中国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绪。本书译者高伯雨同样生在香港,尽管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人生,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辨认,他对溥仪的命运和溥仪的时代,有着切肤的、沉郁的体认。

或许大陆的许多读者都对高伯雨的名字感到陌生。在文献资料中略加搜索,你会发现高伯雨的身影绝不少见,但他往往是作为历史事件和现场的见证者、评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许多文章谈及近代历史的细节,或编撰年谱、评价刘文典、蔡元培,乃至晚清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等人物,都不时参考和引用高伯雨的随笔掌故,可见他对近代历史的书写何其广阔和深远。

高伯雨可说是天生的掌故家。他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生于香港,是香港盛极一时的元发行的后人,早年曾留学英国,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代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他早年曾跟随溥心畲学画,与周作人曾有过不少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高伯雨返回香港,后来几乎以写稿为生。

除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履历,他个人嗜好读书,记忆力极强,“写回忆录可不必检查日记”,而善于翻阅报纸的习惯更成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他写掌故信手拈来,往往可以直接凭借记忆引用典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伯雨的写作有任何疏放和随意之处——他文字的一大特点便是注重考据,讲究材料信实,几乎从不依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民间逸闻,也从不演绎史实、作小说家之言。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遇到Ni Wen-te一名:此人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但起先高伯雨在译注中说明并不确定是何人,数年之后,他查考资料,在1920年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中查到“倪文德”,才放心写下这几个字。这个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小人物名字,高伯雨也未轻易放过,他向读者展示了掌故文章本来应有的谨严法度,在今天已很少见。

高伯雨父亲高舜琴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因为无意做官,回香港继续经商,但在三十年代,高家元发行破产倒闭,高伯雨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映现出传统家族秩序、职业道路和人生智慧的瓦解和变迁。 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高伯雨每日笔耕二三千到三四千字,一生积累的文字超过千万。除了写稿养家的需求之外,高伯雨讲述过往时代的动力和资源如此旺盛丰沛,是否也意味着,在他那体量庞大的著述中,寄寓了某种难以直抒的身世之慨?

谈起翻译《紫禁城的黄昏》的过程,高伯雨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

短短几句话,自信中还有难以掩饰的亲切。他虽然能作“西洋趣味的文字”,但最熟悉的,恐怕还是清代和“遗老”一辈的旧人旧事。只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大有这样的社会空间和心情余裕来供人摩挲暮色、抒写叹息,更多的是峻急迅猛的世事更迭。

五十年代之后,高伯雨身在香港,能够与狂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但他在文章与出版上的热情从未减弱。他和香港本地以及大陆迁居香港的文人如曹聚仁、卢玮銮、包天笑频繁往来,办掌故秘闻杂志《大华》,出版《钏影楼回忆录》《花随人圣痷摭忆》等回忆晚清民国往事的著作,自己也在各派刊物上以不同笔名频繁发表文章,“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高伯雨原来也并非只谈风月,对于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同样多有关注,但迫于生计和时局的压力,后来放弃了“谈政治”,选择明哲保身,未尝不显出一种不得已的分寸与寂寞。

高伯雨去世前,曾出版《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但二十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位掌故大家迟到的回馈和肯定。如今高伯雨译注的《紫禁城的黄昏》在大陆面世,这部书虽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但面对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历史,即使是翻译和做注,也充分凸显高伯雨的史识和笔力。他的评点,和这本书的叙述本身一样,为当代读者进入百年前漫漶的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参照;他也以他的博学、缜密和公允的眼光,罕见地让译注赢得了与著作原文几乎平等的尊严和地位。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感(五):“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庄士敦心中的少年溥仪

原版序文溥仪大婚时的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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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由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经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清室聘请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为逊帝溥仪的英文教师。

这一年,溥仪十三岁。这位从小就进入紫禁城,几乎没有在父母身边生活过的孩子,平日里喜欢看骆驼打喷嚏,胜过关心遗老和小朝廷的命运。庄士敦的到来,改变了溥仪的少年时代。

他们初次见面时,溥仪先按照接见外臣的礼仪,接受庄士敦鞠躬行礼,然后与他握手。接着,庄士敦再退出门外,溥仪再向庄士敦鞠躬,行拜师之礼。于是二人算是缔结了师生关系。当时,溥仪已经有了几个中国教他读书的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伊克坦。他们对溥仪最大的“教导”,还是企图“恢复祖业”,完成复辟。庄士敦则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蓝眼睛、黄头发,让溥仪初见时“看着很不舒服”,后来却成为溥仪重要的依靠和慰藉,而溥仪也几乎成为了庄士敦全部的理想寄托。庄士敦在书中称溥仪为“我的年青的龙”,他渴望这条龙有朝一日真正鼓翼飞翔。而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道:“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在几位遗老的灌输之下,溥仪的头脑被复辟的欲望所占据,但根据溥仪自传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来看,这位洋师傅确实曾为少年逊帝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里,他并不只是一个紫禁城的囚徒,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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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自己倾心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儒家与佛教,欣赏茶叶和牡丹,但他很愿意让溥仪多了解西方现代文明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他常常在上课时带一些外国画报给溥仪看,想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有一天,他带来一盒糖果,向溥仪解释漂亮的轻铁盒子和水果糖的味道是如何用机器和化学手段制造的。溥仪不能明白这些,他厌倦了老师的话,拿了糖果跑到院子里去,想让桧柏上的蚂蚁也“尝尝化学和机器的味道”。庄士敦对他的学生非常耐心,只是一直等着他,等到下课。

庄士敦表现出来的绅士的谦恭与自尊,与他教育溥仪成为一个“绅士”的愿望相符。尽管溥仪真正记住的,更多的还是西洋文明在“器物”上的优越。因为庄士敦的熏陶,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家具和毛呢衣料,认为西方音乐胜过中国的丝弦。因为庄士敦像一般西方人那样,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溥仪才下定决心,将辫子剪掉。

自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一直有人劝说紫禁城里的人也剪掉辫子,但内务府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十几岁的溥仪终于不顾他平时听信的师傅们的劝阻,完成这次小小的变革。他传剃头太监来为他剪辫,那太监却不敢,于是他走进另一个房间,自己亲手把辫子剪掉。

在溥仪的人格独立史上,这是为数不多的向前进的一步。他的举动,惹得太妃们痛哭,而几位中国师傅大为不满,特别是看不惯溥仪如此听从庄士敦的宣传。溥仪在头发上的革命,引领紫禁城内的剪辫风潮。几天之内,小朝廷里上下一千多条辫子都不见了,虽然他举刀剪辫的瞬间,已经落后紫禁城外十年。

溥仪、浦杰与溥仪内弟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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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住在紫禁城中,本来没有多少自由,随着年岁渐长,他和王公大臣之间矛盾加剧。他不爱遵循例行的仪礼,还为了骑自行车方便,让人把宫门门槛统统锯掉。他还萌生了要出洋留学的想法。当时,小朝廷里的遗老对出洋计划非常反对,反对理由,最大的莫过于溥仪如果出洋,等于放弃了当初溥仪退位时民国政府提供的《清室优待条件》。而优待条件对于这班旧人物的生存和复辟幻梦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然没有得到小朝廷支持,溥仪暗中开始了私自出逃的准备。他找到了和他一样渴望远走高飞的弟弟溥杰。他们的筹备活动,在成年人看来是荒唐的:作为溥仪的伴读,浦杰每天入宫上课,而下课回家时会带走一个大包袱,里面是紫禁城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借此准备出逃的经费。溥仪和浦杰偷运出来的物件,包括价值连城的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马远、夏圭的书画……这一切只是为了他们十几岁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

他们出逃的第二步,就是秘密离开紫禁城。这时已是1923年,他找庄士敦出主意,让庄师傅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人欧登科联系好。欧登科本来已经答应了他。于是他花钱收买了太监,打算溜出神武门。但是他还没踏出养心殿,就已经听说有人告知了内务府这个消息:溥仪的父亲醇亲王下令,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他的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溥仪的淑妃文绣曾作《吊苑鹿》一文,文中引用庄子的话:“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留骨而贵也。”这句话道出了文绣的心境和真实愿望,不知这句话是否也在溥仪的心中盘桓过。很长时间以来,溥仪深感他所受到的优待条件是一种耻辱,宁愿自己放弃这种优待。他从夏桀、幽王一直想到明代崇祯皇帝,对末代帝王的命运感到悲观。十几岁的溥仪,并没有想到优待的问题,他所希望的只是平安生活,不受到当政者的加害。可以说,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脱离成为平民的愿望,只是他受到身份与周遭环境的挟制,并无走上这条道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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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无望之后,庄士敦安慰他的学生,先放下出国打算,只考虑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庄士敦早就认定,清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与内务府这个臃肿机构大有关系,他称之为清廷的“吸血鬼”。

内务府是只在清朝存在的机构,为其他历代所无,其长官称内务府总管大臣,以满族王、公或满族大臣充任。到了光绪年间,内务府下辖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庆丰司、会计司、营造司、慎刑司。此外又有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等,组织极为庞大。内务府大臣下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而太监也属于内务府管辖范围。内务府的大臣等于是皇帝的管家,内务府拥有别的衙门所不能获得的权力,而在计核账目、管理财产方面,又因为人多手杂,往往藏污纳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

庄士敦希望能够改革这个陈腐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他曾对溥仪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那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改革遇到这个机构都无法实行。庄士敦对内务府的看法,终于促成了溥仪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溥仪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监。1922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庄士敦向他报告,太监大量偷盗宫中宝物出售,而且情形日益严峻。听到这个情况,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虽然他和浦杰私自运出了不少珍宝,但他却并不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偷盗他的东西。

然而,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便在一天夜里发生了火灾,把建福宫的财物烧了个精光。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不仅如此,他还有些神经过敏地担心有人将要加害自己。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

不仅如此,溥仪决定继续运用当家的权力。他挑选了几位他信任的遗老,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他任命的大臣,包括有名的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等。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他的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挤走了,而溥仪发现,他的古玩字画也被几个大臣卖了好价钱。

被烧毁的建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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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曾在他的书信中反复陈说他对逊帝的期待,他真实的教育理念——他希望能够改变逊帝的生活和思想,让他拥有一个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和健康身体,而并是不仅仅围绕着王室的权力生存。他屡次提议,让逊帝移居颐和园,摆脱紫禁城黑暗压抑的环境。刚刚成为帝师时,庄士敦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逊帝仍然继续被人装成是一个“真龙与众不同”的人,那么,无可否认他做人是失败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做个国王也是极其不适合的。假使他还是被人灌输那些“有朝一日重登宝座”的思想,到了最后发觉幻灭了,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能力做人了。反之,如果他好好地被教育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有爱国精神和有文化的中国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则将来无论是哪一种职业,需要他担任时,他都能愉快胜任。什么职业呢?做个国王或是做个平民。

可惜,他没有看到溥仪成为真正的“皇帝”,也来不及见证他成为自食其力的平民。独立自主的人格在逊帝身上只是昙花一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占据紫禁城,以强力要求溥仪离开紫禁城,并接受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年底,溥仪仓促间逃到日本使馆,后来移居天津,从此落入日本人的控制之中,不可挽回地走向了歧途。

1930年,英国向中国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已经回到威海卫任职的庄士敦奉命回到英国。回国之前,他来到天津向溥仪辞行。溥仪依依不舍,赠给庄士敦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一柄折扇,扇面上抄录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首也是五言古诗:“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无梁。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对于某个人物如此留恋而伤感的情感表达,在溥仪生命中当属罕有。

1938年,庄士敦在爱丁堡去世。晚年,他在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岛,挂起了“满洲国”的国旗,在陈列室里摆满溥仪曾经赐给他的物品,重温他身为“前清遗老”的梦境。在他心中,他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正直开明、道德完善的人。《紫禁城的黄昏》的结尾如是写道:“那些深知逊帝性格的人,是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有福享就安然享受,不顾人间疾苦的,他要享福,也要他的人民同样享福。”显然,庄士敦的幻想最终是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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